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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筠婷 網編/bee 圖片提供/公共電視在台灣新銳導演林靖傑拍出《最遙遠的距離》以前，他一直很有力道地從邊緣人物的生命史出發，關注「艱苦的」族群，批判台灣社會階層的偽善、國家機器的殘酷，為這個社會光鮮外皮下夾縫中上演著的虛應故事和皮肉抗爭發聲。女性身體工作者和勞工階層便是他其中關懷的對象。《我倆沒有明天》正是林靖傑結合兩者而生的作品。這部攝於2003年，由林家兩兄弟共同完成(弟林靖傑導演，兄林明遠演出)的作品讓我想到其他三個主題。
男子氣概的再現 Masculinity
我還記得李安的《喜宴》一開場就是男主角在健身房練舉重汗水淋漓的鏡頭。我的美國教授認為這一幕有藉著肌肉的力與美重新建構亞洲男性陽剛氣概的企圖。我想，在《喜宴》裡，那是一種在眾多差異中呈現權力位置的綜合性策略──趙文瑄以沁著汗水的胸肌標誌著他在美國移民社會以及同志伴侶關係裡「強壯、具主導權」的中產階級華人男同志身分。而《我倆沒有明天》的阿遠一出場也是打著胳膊汗水淋漓地健身。但留下來的汗，落在不同土地上，卻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阿遠不上班的時候健身，伏地挺身倒立樣樣來；阿遠上班的時候也健身，因為他是搬家工人，是靠肌肉蠻力生存的苦勞階級。雖然阿遠精瘦結實的身材和麥色的皮膚很像他的偶像李小龍，雖然他對這典型華人英雄有無限憧憬，但阿遠在現實中卻只能透過扶助比他更弱小的小人物 ─例如孤苦的一對祖孫和菲傭Erica，而她們剛好都是女性的老弱婦孺 ─來成就一點點的男子氣概。胼手胝足卻連房租都繳不出來的阿遠同時也是形單影隻的「羅漢腳」。當他在掛著李小龍海報的簡陋公寓裡拼命做著伏地挺身時，隔壁卻傳來女人的叫床呻吟；這一幕把象徵power的健身手勢，急轉為象徵壓抑的欲望和窘困的陽剛。我們都知道，社會位置的流動速度永遠不及情慾的聲音流動。
可是阿遠的男性氣概並不只是再現了受社會階級牽制的、弱化的陽剛味。導演呈現的是更加細膩的台灣男性勞工的內外在面貌。當阿遠邂逅他的愛情(Erica)後展現了帶有幾許羞怯的柔軟熱情，這些在與Erica笨拙的互動中表現的十分細膩自然。從開始努力學英文、想像與Erica攜手共創未來，到向Erica求愛被拒，開著卡車流下難過的眼淚，阿遠讓我感動也讓我激動。他的人物形象難得的完整立體，有壓抑也有解放，陽剛裡有陰柔，英雄裡有卑微；沒有林明遠的表現我想會失色不少吧。雖然阿遠的感情解放在電影裡是「沒有明天」的悲劇，但他的處境是屬於想像的真實，需要被看見被理解。
另外一個陪襯對照的男性角色是Erica雇主家中的男主人，一個在台灣現代核心家庭中父/夫權受到經濟獨立的妻子威脅的男人。片中對於夏靖庭演的這個角色的心理沒有太多鋪陳，因為其實也不需要。我只是想說他也代表著一種台灣男子氣的樣貌，並不是說他一定是因為有強勢獨立的老婆所以強暴了弱勢無權的菲傭，而是從他第一次用半威脅態度強迫Erica假日加班時，就從根本上揭露了台灣中產階級男性「開明的猥瑣」，在勞主商談的理性面具底下，骨子裡仍然是父權式合法暴力。最後這樣的暴力透過男主人對女外勞的 性暴力達到最高潮也最醜陋的外傾。儘管導演的這一幕已經是用很和緩隱晦的方式呈現，但我對強暴這個主題一直都有非常強烈的不適和憤怒，更不用說男性家庭成員對女性外籍勞工的性剝削在台灣是時有所聞的社會事實。電影中比較突出的演繹是申東靖在「事成」後先是以軟弱懺悔的語氣和Erica道歉求和，最後又再度爆出怒罵要脅。這一段轉折就已經把「陽剛」和「暴力」不同的使用手段和面貌表現出來。
「在內局外人」的身分政治 Outsider-within當我看到菲傭Erica的處境，便想起之前曾在女性主義理論課堂上讀到關於奴隸制度下美國黑人女性在白人家庭中的雙重身分，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中興起的power feminism (姑且翻為權力女性主義)論述。在奴隸制度解放前的美國，黑人女性的勞力和再生產力都是屬於白人家庭所有，她的體力貢獻給家中的一切瑣碎雜務、粗活，她 (必須)養育主人的白人孩子比自己的孩子還無微不至。至甚，她可能隨時會成為男主人的性奴隸；若因此懷孕生下混血小孩，也往往被視為第二代奴隸。和白人家庭如此貼近，甚至常常是被迫和家中男性成員發生性關係並共有下一代，但黑人女性的地位卻是永遠被剝削的奴隸，是個熟知整個家庭的機制、成員彼此關係的局外人。同時，回到黑人社群中，她仍必須用剩餘的心力照護自己的家庭和小孩。她的身體遊走在黑白和階級的邊境。
回來看二十一世紀在台灣的Erica吧。很難不從她身上看到女黑奴outsiteder-within的斑斑身影。離鄉背井的Erica悉心照料著雇主的幼 子，同時卻是遠離自己生病孩子的「壞媽媽」。和Erica有相同處境的在台外移女性勞工多不勝數；除了勞力轉移，她們同時也被迫轉移妻職與母職於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家庭中。然而即使身為合法外勞，Erica的工作環境、休息時數仍然不被體制保護，輕易的就被雇主所剝削。這似乎也說明了即使當家務勞動 (domestic labor)成為給薪工作，它仍然被視為女性的、孤立的，次等卻全職(包含母職與妻職)無休的。女性外移勞動者，如Erica，走進台灣家庭幫傭的處境通常是多重弱勢，雖然每天都和台灣雇主家庭一起生活，但不論是從文化、語言，還是工作環境，她們都很容易被孤立為沒有隱私的outsider。對台灣雇主來 說，切斷、弱化外籍幫傭對外的一切連結，尤其是其他台灣男性，是保護自家門戶的必須措施。從外地(通常是東南亞)來的幫傭，在文化身分上就難以被視為「自 家人」，也非崇西風氣認可的異國風情，而是被台灣人視為來自「落後國家」的次級勞工。台灣社會素有省籍情結，卻不知在外移勞工進駐時新一波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正考驗著台灣人原本就虛弱的國族認同與社會正義。
再回過頭來看雇主太太，她正是台灣新女性的代表；經濟獨立、有自主權、擁有完整的家庭卻不被家庭所束縛。 可是這就是台灣社會進步的成就嗎? 這就是性別平等運動的功績嗎? 不可否認的，女性近年來能以較高比例擔任政府公職或企業中的高等職位必須歸功教育普及和婦女運動對性別平等相關法律的督促修繕。但是這股new feminism浮出更多的是性別平等的表像而絕非傳統父權的遺像。當台灣新女性一個個踏出家門出人頭地，家長式父權並未因此而陽痿。外籍女傭的需求和大量移入即說明了傳統性別分工的價值體系並為崩解。台灣父權雖被新女性挑戰卻又找到了新的勃起對象，對著菲傭印傭越傭，而這次台灣新女性還是名副其實的幫兇。片中雇主太太之所以能夠「不被家庭束縛」(意味不變成失職壞媽媽不負責任的老婆)是因為有Erica照單全收了「原本屬於她的工作」。甚至更慘的，菲傭印傭越傭們難以合縱連橫其他相同處境的女性外勞為自己被剝削的困境發聲，也無法改善不安全的、沒有隱私的工作環境。除了一如傳統家庭主婦受到「人盯人式」的父權宰制，外籍女傭往往工作超時、離鄉背井、孤立無援，睡在沒有鎖的房間，還可能無法逃脫男主人的強暴性騷擾。而台灣男性呢? 面對這樣的性別權力變動和傳統女性的出走潮，所做出的回應不是良性的刺激互動，而是從其他東南亞國家或大陸地區另尋出路，透過人口仲介買賣婚姻，包辦新娘。「不是我們愛越南新娘或大陸妹啊! 是台灣的女人不想結婚......」沒有反身自省能力的父權社會，女人依然是工具，生產的再生產的，性的非性的，只是文化背景「理所當然的」更多元了。
並不是說她們沒有自我培力的能動性，其實電影中讓我十分感動的一段就是Erica終於休假，在阿遠的陪伴下上教堂做禮拜，和其他同鄉一起同樂。當阿遠在教堂外看著一群菲 律賓勞工彈吉他唱歌跳舞，也不禁露出溫暖的微笑。在社會邊緣的人們，也得這樣緊緊繫著彼此才不會被沖的更散更遠。諷刺的是，鏡頭一轉，在迪士可廳的一 角，Erica的菲律賓姐妹淘們也用階級的天秤惦著阿遠的斤兩；身為賺血汗錢的搬運工人，阿遠不僅社會地會微乎其微，連手中的愛情籌碼也是。
家的概念 The Home
家在這部電影裡是很漂泊的概念。不只是作為一意像或概念，漂泊無根的家更是跨國的社會現實。台灣人的文化傳統裡，「成家立業」是給(異性戀)男人設的人生 目標和社回責任，然後是「娶妻生子」，「含飴弄孫」。所以相親這檔事從來都不曾在我們的社會消失過，只是型態與包裝越趨多元。只是在現代社會裡，像阿遠這樣低薪資又不特別帥的苦力男在配對市場上也一再被退貨。他沒有辦法成家，也沒立什麼業，諷刺的是，因為工作他每天扛著別人的家到處遷移著，直到最後被房東掃地出門，真的把自己的家當搬上卡車，成了名符其實的「搬家工人」。 Erica的家又在哪裡? 和血親和母文化割裂來台灣賺錢，為了家她回不了家。在台灣不同的家庭間流浪，有的養出了真感情，有的真鬧出了事情。合法的非法的Erica，既回不去自己的家也走不進眼前的家庭。她們的丈夫呢? 孩子呢? 兄弟姊妹呢? 缺席的生命裡，有些地方似乎是永遠都到不了也難以回憶了。家在哪裡? 家是某個地方的所在? 還是一段關係所承載? 沒有金錢的支撐是否可以成就一個家? 那沒有愛和溫情的家呢? We don't even have a future together……
看到最後，我只想問，Erica會再回到那個強暴她的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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